品酒有度｜以“诗酒文化”观中国文学，醇厚芬芳、回味悠长

以“诗酒文化”观中国文学，古往今来，吟诗不能无酒，有酒必生诗情。诗心酒兴，酒性诗情，似乎总是紧密相连，息息相通。举凡文学史上那些卓有成就的诗人，几乎没有不饮酒者，先秦的屈原、宋玉、荆轲、刘邦、项羽自不待说，两汉时的东方朔、司马相如、蔡邕也不用赘言，魏晋时期的“建安七子”、“竹林七贤”更是人人皆知，单以中国诗歌最为辉煌的唐代为例，初唐时期的王勃、卢照邻、陈子昂，中唐与盛唐时期的孟浩然、王维、崔颢、李白、杜甫、高适、岑参、张继、刘禹锡、柳宗元、自居易、元稹，晚唐的李贺、杜牧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李煜等，均在其创作中以酒入诗，或以诗写酒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诗人不仅以形象的笔墨，叙写了自己的“诗酒人生”，以富有“真味”的“诗心”表达了他们浪漫的情感，而且从各自的观察视角以及所亲历的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中，描写了他们所认知感悟的现实人生，让我们看到了唐代社会繁复多彩的社会镜像。

譬如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写其公元675年(唐高宗上元二年)因前往交趾省亲，途经南昌，适逢都督阎公九月九日(重阳节)于滕王阁大宴宾客，得以赴宴，因之即席赋成《滕王阁序》与《滕王阁》诗，“诗”与“序”皆以精致的笔墨描写了宴会盛况：方时“十旬休假，胜友如云；千里逢迎，高朋满座”，而赴宴的人们“遥吟俯畅，逸兴遄飞。爽籁发而清风生，纤歌凝而白云遏。睢园绿竹，气凌彭泽之樽；邺水朱华，光照临川之笔。”宴会上饮酒之后的诗人才情并发，各献佳作，其境况堪比西汉梁孝王在睢园聚集文人雅士饮酒赋诗的场景，纵饮豪放的宾客又颇像彭泽令陶潜那样善饮，个个都似邺下风流的陈思王曹植和临川太守谢灵运般诗思泉涌、倜傥风光。此乃是写唐代上流社会钟鸣鼎食、繁花似锦的生活。

而在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中，我们看到的则是另一种民间生活的景象，遭到贬谪的江州司马白居易夜送友人，江边饯行，因此诗人写道：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。主人下马客在船，举酒欲饮无管弦。醉不成欢惨将别，别时茫茫江浸月。”

同样是文人饮酒、文人赋诗，王勃是青春浪漫，春风得意，彼时酒添诗兴，诗因酒起，因此诗酒互补，其诗、其文，辞采飞扬、气韵生动；自居易则新遭贬谪，赋闲江州司马，抑郁苦闷，孤独无依，加之友人远去，此时虽欲借酒言欢，但又恰与沦落风尘的“琵琶女”邂逅相遇，不禁触景生情，感叹人生，伤感与幽怨之情溢于言表，加之幽情暗恨的音乐与秋江月夜凄清风景的衬托，更显出沦落之人人生的悲凉。

可见，诗人好酒、爱酒、饮酒乃至因酒成诗，并不是单纯追求酒之美味，而是以酒寄情，借酒抒怀，醉翁之意，实深蕴其心，而“诗心酒性”的互动，则将诗人内在的情感与之感悟的“人生真味”活脱脱地揭示出来，这就是“酒”不可言说的魔力，也是诗人爱酒的真谛所在。此时的“酒”，虽在诗人的眼中是以“对象物”的方式而存在，但实际上早已脱离其“物质”的属性，且迅速转化为一种“精神”的东西，附着在诗人的灵魂之中，并作用于诗人的思维与意识，酒中的诗人与沉浸在酒的世界的诗人的情感，使其在“人酒合一”的状态中将人性中最为本真的一面以一种鲜活的形态外显出来，故杜甫在《饮中八仙歌》中称：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诗人自由洒脱的生命态度，豪放旷达的精神气质，不畏权贵且桀骜不驯的反抗性格，全因酒而生，因酒而出，一个高大奇伟、千古第一的浪漫诗人，在酒的力量之下，巍然而站立起来，成为古今傲视王侯、崇尚独立、敢于反叛的精神形象的艺术典范。

由此可见，酒，敞开了诗人的情怀，“酒性”放大了“人性”，真、善、美，假、恶、丑。一切的一切，在酒的作用之下，都会统统地映现出来，如前所述，在王勃的眼中折射出的是上流社会生活的奢华风光；在白居易的眼中映现的是民间底层人物生活的艰辛凄凉；在李白的眼中反映的是权贵当道、世事不平；在杜甫的眼中表现的是国事沦丧、民生多艰；在高适的眼中出现的是边塞烽火、战士捐躯；在韦应物眼中描述的是与故友意外相逢的喜悦欢聚之情；而在杜牧眼中所流露的则是秦淮商女不知亡国之恨的哀伤⋯⋯。阅读古人这些因酒而成的诗歌，我们发现，酒在这里已不再是无生命的饮品，不单是诗人的喜好之物，而是滋补诗人心灵与吸收天地力量，打通心性、获取慧眼的灵通之水。它与诗人心灵的结合，化作了一面观察社会、洞彻人间的多棱大镜，将人间百态与社会众生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，而无论诗人描写什么样的生活，呈现什么样的画面，一日出现了“酒”这一神奇的物质，我们都可感受到诗人一颗跳荡的诗心与真诚的情感，品尝到经过诗人情感过滤与发酵的人生真味。这样的味道，随着酒昧的飘香，穿越千年，流淌到今天，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品评历史、感悟生活、感知人生、汲取思想的陈年古酿，品之，是那样的醇厚芬芳、回味悠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