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戈扰攘时代下的文人情怀——阮籍与陶渊明酒趣之异

      魏晋时期，政权更迭，战乱纷飞，百姓不堪其苦，文人常怀性命之虞。被学者概括为：“在社会上，是一个干戈扰攘的时代。”阮籍与陶渊明都生活在这个时期，乱世造就了阮籍、陶渊明这样的高蹈独立，超脱旷达的名士，也养成了他们嗜酒如命的习惯。借此杯中物，他们洒脱、率真，任运自然之真性情，才能倾泻而出。

      鲁迅先生这样评论阮籍：“正始名士服药，竹林名士饮酒。竹林的代表是阮籍和嵇康。……嵇康也兼服药，而阮籍是专喝酒的代表。”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中说：“步兵校尉缺，厨中有贮酒数百斛，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。”陶渊明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中给自我画像：“性嗜酒，家贫不能长得。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；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”陶渊明之嗜酒，后人尽知：初唐诗人王绩在《醉后》诗中写道：“阮籍醒时少，陶潜醉日多。”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。在《戏赠郑溧阳》中写道：“陶令日日醉，不知五柳春。”二人之嗜酒，与他们思想历程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。从思想上来说，他们都经历了由儒转道，由昂扬进取到抱朴自守的历程。最初，二人皆信奉儒家思想，都有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，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，然而在现实中，都遭遇了感士不遇的悲凉和无奈。

      阮籍渴望做一番济世安民、名扬青史的事业：“王业须良辅，建功俟英雄。元凯康哉美。多士颂声隆。（《咏怀诗》第四十二首）”然而现实的残酷使得阮籍后期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曹魏政权后期，政局混乱，曹芳等皇帝昏庸无能，忠奸不辨。正始十年（公元249年），司马氏集团篡夺曹魏政权，发动了血腥的高平陵政变。曹魏大权旁落，司马氏逐渐控制了朝政，“诛夷民族，宠树同己”，杀何晏，王凌，逮捕魏朝诸王公，罗织罪名，铲除异己，导致天下名士减半。在激烈的夺权斗争中，文人名士，常常朝不保夕，有累卵之危。对理想政治的热情逐渐减退。于是他们把目光从关注外界转向关注自我，注重拓展自己的精神领域，向往隐逸逍遥的生活。阮籍成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。陶渊明早期亦颇有大志。研习儒家经典，志在四方。《饮酒》其十六：“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经”。“猛志逸四海，骞翮思远翥。”（《杂诗》）。二十九岁时，陶渊明出来做官，任江州祭酒，但当时门阀制度森严，他出身庶族，不甘被人轻视，没多久，便辞职回家。后来州里又召他作主簿，他也辞谢了。

      安帝隆安四年（400），他到荆州，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。桓玄野心勃勃，对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虎视眈眈，陶渊明便有悔意，隆安五年冬天，他因母丧辞职回家。义熙元年（405年）秋天，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，到任八十一天，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，属吏说：“当束带迎之。”他叹道：“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。”遂授印去职。自最初入仕至辞彭泽令，其间共十三年。这是他为实现“大济苍生”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、不断失望、终至绝望的十三年。　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异，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，使得二人只能借酒来抒发那旷世的孤独与无奈。然而，同样淡泊名利，同样的洒脱不羁，同样嗜酒如命，其中品出的酒味却大不相同。阮籍之酒，常是五味杂陈，苦辣、辛酸、无奈、悲愤，兼而有之，陶渊明之酒，却是饮得悠然、闲适、品尽淡泊、自然之人生真味。深层的原因还在后期环境的不同。陶渊明诗酒中表现出的是身心合一的境界。身处田园，心安于园林，醉眼朦胧中，那山、那鸟、那草木，无一不蕴含着人生之真谛，欲辨已忘言。而阮籍的身心是分裂的，其身借酒以自保，其精神却处于悬空状态，焦虑孤寂，无处安放，“感慨怀辛酸，怨毒常苦多。”（《咏怀诗》十三）。“一身不自保，何况恋妻子。”（《咏怀诗》三）。这也是阮籍诗中无酒的原因。

      不过，在嗜饮的表象之下，二者也有相似之处，都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。阮籍以酒为幌子，他的放荡不羁，是对世俗权势的抗争，对礼法束缚的一种挣脱。从而使得高标独立之个性，于规范之外，得以张扬。而陶渊明是轻松平和的，于浅斟慢酌中，菊下篱边，临流赋诗，便渐入人生之佳境，个体之生命与自然之美景相融为一，自我本真之面目，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。宗白华说：“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，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、极解放，最富于智慧、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。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。”对自我价值的肯定，对个性的张扬，以及崇尚自然的价值取向，构成了魏晋独特的玄学景观，对后世文人精神生命的构建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